2021年12月5日下午，《出长安——陕西中国画作品巡展》（南京站）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美术馆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研讨会由中国美协副主席、江苏省美协主席周京新和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程征共同主持。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有：陕西美术博物馆馆长邢庆仁，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萧平，江苏省文联副主席徐惠泉，江苏省美术馆党总支书记、副馆长王法，江苏省美协副主席张兴来，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安源，江苏省书画院院长高建胜，江苏省现代美术馆馆长赵震，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古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商勇，南京博物院展览部主任万新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主任丁亚雷，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王国斌，陕西美术博物馆副馆长马卫民，陕西美术博物馆收藏研究部主任白林坡，陕西日报摄影部副主任杨小兵，陕西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沙莎。

周京新（中国美协副主席、江苏省美协主席）：很荣幸参加陕西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展览，虽然展览的开幕式、宣传、研讨会在疫情期间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好画不会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还是很关注，全国各地的同行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长安”系列的三个展览我早就听说，在西安展出的时候我就很想去，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江苏和陕西有诸多的渊源，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地的前辈有可以载入史册的交往，这种交往在美术界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两地的前辈们交往背景是两大画派，这个景象可以说在整个中国美术的发展史上，我觉得也是不多见的。我们江苏省国画院历来和陕西同行们的交往就很多，在这个交往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渊源。

我个人认为这种渊源是能够留得住的，我曾经多次向各方面去游说一个观点，我认为现当代中国美术史应该提倡两大画派，就是“长安画派”和“新金陵画派”，这是1949年以后呈现出新中国美术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两大画派。

从作品上来看，我觉得南京和西安有诸多的不同，但是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陕西中国画艺术的突出点，就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觉得是那种雄阔的气势，勇于去打破一些传统技术语言定式上的东西。比方说线性语言的主导，线性语言在中国画笔墨语言当中的首要位置，甚至是在画面具体的呈现上，这种语言还要有非常具体的质量标准。我们江苏的中国画创作，包括像我这样年龄的画家，甚至更年轻的画家，大家还是会有一个不由自主要紧抓住不放的东西，但是在“出长安”展览的这批作品当中，我依然能看到那种不断地释放，不断地展开，同时又不放弃中国绘画最核心价值观的语言的拓展。

刚才在和一个年轻画家一起看展时他也在说，这件作品是不是拿大刷子画的？我说是啊，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古代就有吹云弹雪了，连刷子都不用，甚至还有用衣服袖子，用胡子画的。语言核心价值标准的把握并不在于具体的形态上，还是在于一种信念上，我觉得中国画的写意价值观在陕西和江苏这两地各自以不同跨度的、丰富多彩的，但是又有地域特色地呈现，在两地之间拉开一个跨度。我觉得这是我们两地对中国绘画近现代、现当代发展的贡献，这个贡献的主要核心体现，就是在“长安画派”和“新金陵画派”前辈们传承下来的精神。

古人说“笔墨当随时代”，现在也说，但在践行的时候又合而不同，在这有鲜明的体现。“出长安”展览在北京之后就直接到南京来了，我非常希望江苏美术界的同仁们能够借这次交流的机会，多向陕西的同行们学习，以后我们两地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交流互动。

邢庆仁（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馆长）：首先感谢各位嘉宾朋友来参加座谈会。《出长安——陕西中国画作品巡展》第二站来到南京，在江苏省美术馆展出，有一定的渊源，是一种传承，是“长安画派”的血脉在延续。“出长安”展览是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经过两年多时间筹备的展览，在“出长安”之前，还有“在长安”和“回长安”展览，“在长安”是把目前生活在西安地区的一部分艺术家组织起来策划的一个展览，“回长安”是把藏在中国美术馆的陕西籍艺术家，及曾经在陕西生活过的艺术家的作品请到长安，请回“老家”，从中国美术馆借出了87件作品，也是第一次这么大量的作品借出。基于前面两个展览，我们最后推出了“出长安”展览，前不久刚刚结束了在北京的巡展。也是因为处于特殊时期，我们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小型开幕式，座谈会也因此延后，希望在明年春暖花开时能顺利开展。办一个展览容易，但后续的总结才是这个系列展览所要完成的。

我就先简单讲这些，希望听到各位对今天陕西中国画创作进行交流发言。

程征（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刚才两位发言，作为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讲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从80年代就开始时断时续地接触、关注你们的进步和变化，特别是背后的整体情况。“新金陵画派”跟“长安画派”的前辈画家们有相当深的交往，这两个大画派的交往在不断地互相促进，今天这个活动又跨出了新的一步。

为什么我们两地会有这么深的交往，我想有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四大古都：西安、南京、洛阳和北京，现在来看虽然都有中国画的传统，但是各自的风貌不一样，有同也有异。西北和东南是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也是历史性的，它是时空的关系，比如讲古长安画坛主要是盛于唐，你们到西安看一看博物馆，主要是唐代的墓室壁画，再到江苏省博物馆，主要是水墨、书法、文人画，这个现象是历史的原因，因为中国画的发展早期最先成熟的是丹青、工笔和重彩。到了宋代以后逐渐就是水墨的发展，水墨发展在江浙一带大师辈出，我们看到古代画论也是这样子，或者这样讲，我们前辈的前辈，我们的祖先，像接力一样，把中国画的远古形态向后来推进，逐渐完善成熟。

“金陵画派”和“长安画派”的前辈们，他们的交往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有着相同的方向，按石鲁的说法就是新与美，生活和传统的关系，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艺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都在交往过程当中努力地学习。

“长安画派”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兴起的，中国画经历了唐宋，后期在江浙一带发展，长安一片黯然。一直到1942年，赵望云先生带着一种新的思想，从南方到了西安，开始开拓长安画坛，随着新中国成立，石鲁他们又进行新的探索，到60年代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给他们赠了一个雅号叫“长安画派”。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发展自己，一方面要向各地方学习，其中“新金陵画派”就是“长安画派”老画家们非常注意学习和交朋友的对象。这两者之间的互补作用，除了历史上丹青到水墨的大关联性之外，还有美学属性的。从人物性格上讲，郭熙就讲“东南之山多奇秀，西北之山多浑厚”，当石鲁他们面对黄土高原的时候，传统技法怎么用，他们必须面对新的问题，更不用说面临新的生活，新的艺术氛围、社会环境等等。我听我的前辈讲，当时傅抱石、钱松喦、亚明这几位老画家从广东到了西安，石鲁先生是陪着他们去延安，后来还画了延安，这种交往我觉得是一种历史性的。这种交往并不是我们给历史画个句号，我想是在不断地在画逗号，我们在80年代、90年代也打了逗号，今天仍然是逗号，逗号要继续打下去。

萧平（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我亲历了“新金陵画派”的发展，也见证了“长安画派”，在座的人恐怕都没有亲历过，1962年我在画院的时候，石鲁先生带“长安画派”的这些首创成员到江苏画院来访问，就在总统府的西花园，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石鲁先生跟钱松喦先生合作了一张画，现在在画院库房里，当时好多画家都即兴作画。

刚才周院长讲到，解放以后的中国绘画，如果我们要提出两个画派来，那一个是“新金陵画派”，一个是“长安画派”，从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形成，而且同时最后定格于60年代。“长安画派”提出来“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傅抱石先生讲“思想变了，笔墨就不能不变”，这两句话都是这两个画派形成的基础。

从传统而言，程征讲得很好，长安的传统都在唐代，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什么遗迹留下来，比如吴道子，现在没有可以确认为真迹的作品，范宽有一张，李思训也没有作品，李思训属于北宗的鼻祖，现在都在长安留有遗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南宋以后，元明清的绘画中心都到了江南，元代四大家中间，两家是江苏，两家是浙江，明代有浙派，后面就是吴门派，吴门派的影响超过浙派，到清代几乎画派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在江苏了，清初六大家全部在江南，所以江南的传统直接影响到了“金陵画派”。

我们分析“长安画派”的几个主要人物，赵望云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名气了，他一直是一个先进的画家，后来在长安开始，对地域地貌状况进行研究，画出笔墨来，现在赵振川也画他这一路。石鲁先生就不同了，他是四川人，一直在延安，早期是做木刻的，当时非常出名，一直到他们一起到埃及写生，石鲁先生的作品还偏向于西画，水粉画、水彩画这样的情调比较重，到60年代以后，他的画风就大变了，完全用自己创造的一种笔墨来表现山川，实际上他也受到江苏画派部分的影响，包括钱松喦先生对他的影响。我记得他们当时画画的时候，全部提着笔头上来画，钱老的画用颤笔，石鲁后来也是，到晚年更是有意识地画出来像锉刀形的笔墨，两家都有很大的渊源。亚明先生和石鲁先生交情非常好，我现在还收藏着石鲁写给亚明的一封信。我记得李可染先生就在60年代讲过，中国画坛将来有两个年轻人是不可小看的，讲的就是石鲁和亚明两个人，确实他们都有创造性，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我在1983年受美国一所大学的邀请作访问学者到了纽约，一个犹太收藏家是海外石鲁的粉丝，他当时请我去看一些画，有很多石鲁的画，他当时拿出一张石鲁的照片跟我讲：石鲁就是中国的梵高。他很早跑到西安去买了大量的石鲁的画，他的家里就挂着石鲁的画，所以当时石鲁在国际上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方济众先生，他也完全表现西北地区、黄土高坡，有一段时间用画像师的画法做中国画，也是非常有趣，不仅仅是山水画，还有花鸟画，花鸟画就讲到康师尧，他把中国画也进行了变革。新一代画家里的刘文西先生，他当时的装束就是戴一顶帽子，60年代开始就戴着。他一方面专门画领袖，另一方面对黄土高坡的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有特色，在他之后还有好几个人，画写实的。再往后到了邢庆仁先生，这一辈人中间开始变化了，跟他们不一样了，尽管画的完全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乡村的人和事，但是实际上感觉有印象派后期的东西，又发展出一种新的道路，我觉得非常有趣味。

“长安画派”现在是三代人，有三种不同的面貌，但是也有继承。赵振川就继承他的父亲，也有几个画家继承刘文西，继承的同时也有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见到的东西多了，眼界开阔了，所涉及的东西不仅仅是中国的，更不仅仅是黄土高坡的了，涉及到了世界范畴，自然形成了一种变化。“长安画派”的口号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但是在后期的画家中间，不仅仅有传统和生活，还把视野扩大到了世界范围。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注重主旋律的表现，在当前来讲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注重写实；第三是强烈的乡土情调、区域的情调；第四就是个性的表达。我觉得“长安画派”这四个方面做得都不错。刚才周院长讲了，这样一个画展能够巡展，有些东西是非常值得江苏画家学习的。以往的老先生们相互学习是非常真诚的，现在大家对传统不太关注，大部分关注自己所需要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视野扩大。

徐惠泉（江苏省文联副主席）：“长安”三部曲对未来陕西画坛如何发展是有意义的，这个策展代表了邢庆仁的水平。“长安画派”到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传承，从石鲁、赵望云他们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个时代都很精彩。刘文西先生作为后来者，我认为对“长安画派”的继承做了足够大的贡献，还出现了像王有政、郭全忠等画家，以及李世南、王子武的出现使“长安画派”又往前推进。后来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当时很多人感慨画可以这样画，对绘画创作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是真正的走出长安，我认为在中国画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进入这个时代以后，因为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是以消费为目的的，为了脱贫，城市建设要达到一个标准，这就是在消除差异性。画派之间就是要保留这种差异性，这样我们的色彩才是五彩斑斓的，绘画没有差异性是不可想象的，它有自身发展遵循的规律。所以我认为“长安画派”主动走出来，对于我们江苏的画家也是可学习和借鉴的。本来“出长安”这个展览有很多大型的作品，因为疫情的原因没能展出，但已经足够感动江苏的作者，更重要的是他在理念上对我们两个画派、城市提出了一个具有当代性、未来思想的命题。

张兴来（江苏省美协副主席）：这个展览非常清晰地把时间节点、代表画家、绘画主题展现了出来。第一个部分是“60年·从长安画派再出发”，第二是“这片黄土地·那山那水那花”，第三是“处处有生活·梦想辉映现实”，这是非常好的梳理，展览策划非常成功。

从这个展览我真的看到了“长安画派”在笔墨上的演进，前面是构建，到最后整个演变，我从展厅中看到了整个脉络，共38个画家。我觉得这个“出”字用的太好了，这个“出”不仅仅是走出去，它还是出现，是显露，新的“长安画派”开始显露了，像张立柱、邢庆仁等就是“长安画派”之后陕西画坛未来的一种符号。可能你们要考虑未来“长安画派”在全国用什么样的形式、笔墨来代表长安，就像我们看长安就是羊肉泡馍。现在好的是学术带头人已经出来了，他们的笔墨表现形式非常有想法、理念，而且是跟现在大的气候、普遍的审美有差异，我觉得这是好的。

（以上内容节选自研讨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