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和秦代书法
姜栋
一、先秦
先秦包括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约自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
1、商和西周甲骨文
现有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资料是商朝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文字遗迹，长期被掩埋在地下，清晚期时有发现，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首次从文字学角度对它进行收集、研究以后，甲骨文才真正获得重光。
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
刀的并不锐利与材质的过于坚硬，造成了甲骨文的笔划以直为主（圆曲的笔划也往往是由许多短而直的笔划连接而成的）、笔划两端尖细中部略粗；表面的不规则，造成了章法安排取纵有列、横无行的方式；而与笔划和章法的特点相配合的是，结构也以纵向取势为主。这些特点，使得甲骨文从总体上看来，形式虽然略显单调，但其意趣仍然极为动人——古朴简捷、锐利坚峭、挺拔峻健。在甲骨文里，一些重要的艺术手段已经得到了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称规律。甲骨文的形体是象形的，但纵向取势的结构却主要运用对称来求得平衡。一方面是依字赋形，一方面是平衡规律的运用，两者紧密结合，使甲骨文的单字在整齐、工谨、有序中显现了活泼的生机和活力，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章法安排在纵向比较整齐的前提下，随字的大小而错落布置。
甲骨文的风格存在显著的变化，形成了时代特色。董作宾先生（彦堂）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了甲骨文的五个分期学说，其中书体是一项判断标准。我们认为，甲骨的书刻者是书风的创造者。其中，突出的如第一期由韋、亘、永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气格阔大，雄壮卓伟；第二期由旅、大、行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规矩森然，法度谨严；第五期由黄、泳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工稳典雅，布局精到。要达到这种高超的水准，他们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的，出土甲骨中的习字骨就是他们学习的证明。这还可以说明甲骨文书刻者已有自觉主动的审美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少量甲骨朱墨书中还可以看到，书写者已经注意发挥毛笔的性能了，董作宾说：“用硃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收迄，笔锋收放，十分清楚，因之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虽然这只是雪泥鸿爪，其发挥也还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可贵的开始。
2、商和西周金文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甲、骨质地坚硬且不能常得，人们在不断地探求着合适的材质，以负载日益繁多的书写需求。于是周秦之际便有了石刻文、简书、帛书等以各种材质为载体的文字资料。金文与甲骨文比较，从成字的物质条件来说，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使用铜器，到商代时，发现冶炼青铜的方法，从而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从殷商后期至战国，是我国青铜器铭文的盛行时期。
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多是器主的标识、族徽、祖先名字等，一般只有两三个字，象形程度较高，有的甚至接近于写实绘画。这大约因为受早期图画的影响的缘故。它的形式仍然与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处。
商代末期，许多器物的铭文字数仍不多，如《司母戊鼎铭》、《司母辛鼎铭》，但文字作风有变化，司母戊鼎铭笔划起收呈尖形，直笔多，类似甲骨文，而比较肥大，加上字形较大，结构也取纵势，看起来雄壮浑厚。从文字的角度讲，它们与甲骨文并无本质的差异。
此时长篇铭文也开始出现，有的达到四五十字。如《戍嗣子鼎铭》《宰甫卣铭》等。铭文的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总体看来，字形与甲骨仍极相似，但笔划粗细变化较大，起收随处可见尖形；结构仍多取纵势，但已经注意随字赋形，谨严而自然。因而其气质浑厚朴茂，健峭厚重，和甲骨已然大不相同。可见，新的物质条件的作用已经显示出来。
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铭文由商末的几十字发展到数百字，内容主要有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锡命、书约剂、训诰群臣、称扬先祖等六大类，文辞最长可达497字（《毛公鼎》），对文字处理水平的要求必然相应提高，当然也就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风格大约可以分三个时期：
（1）西周前期
包括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948年）。文字继承商末传统，与商末甲骨文、金文相似，处于文字演变的同一阶段。形式处理上，笔划肥厚，唯起收多出以尖形，与商末金文如出一辙，又常饰以圆形或方形的块状笔划。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有：《周公簋铭》，《天亡簋铭》（武王），《利簋铭》（武王），《德方鼎铭》（成王），《何尊铭》（成王），《商尊铭》，《郿县大鼎铭》（成王），《大盂鼎铭》（康王）等。
其中《大盂鼎》为西周重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载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的情形。鼎的造型端庄雄浑，字迹瑰丽遹伟。其铭文严谨端庄，笔划尖圆并用，体势纵长挺拔，结字密致凝练，章法整齐有序，在书法上属方笔壮伟一路；呈现出一种高华肃穆、瑰奇典丽、端重卓伟的庙堂之气，已经具备了金文的特有精神气质。长期以来被视作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2）西周中期
包括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公元前947～公元前888年）。这时期铭文的篇幅更长，处理的方法也有更大的发展。这一期的精品极多，代表性的有：穆王时的《静簋铭》，恭王时的《卫盉铭》、《永盂铭》、《曶鼎铭》、《牆盘铭》，懿王时的《即簋铭》，孝王时的《大克鼎铭》等。
《大克鼎》，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字迹特大，结体修长峻拔而具端穆之致。由于铭排列于界格之中，书风乃由自然而趋于整饬，是金文中的皇皇巨著。
《牆盘铭》也是结构，笔划婉转含蓄而不失畅达，结体谨严密致，全篇整齐疏朗，整体气息端稳庄重中时露清新秀洁，堪称西周金文代表作。
（3）西周晚期
包括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公元前887年～公元前771年）。这一时期一方面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高峰，另一方面，似乎也已经显示出分化的迹象。如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的宣王时的《毛公鼎铭》，制作精美，器形完整。文在腹中，凡三十二行，计有四百九十七字，堪称宏篇钜制。其书法流溢秀美，笔划工谨厚重，结构密丽庄严，气势雄浑博大，为存世金器铭文较长而艺术水平较高的一个。
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铭》是西周晚期传世最大的青铜器，长方形，长一百三十点二厘米，宽八十二点七厘米，高四十一点三厘米。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铭文一百一十字。记述虢季子白奉周王命征伐西北强族有所虏获，受赏于周庙的事情。此盘字迹出于大篆而不尽相似，笔划纵向舒展，转折处圆劲，注意笔划之间的平行、等分关系，结体修长，上密下舒，章法散朗，全篇看去优雅清疏。论者以为实乃《石鼓文》之滥觞，由此而向小篆递进，顺理成章。近代攻篆者多取以为法。
厉王时的《散氏盘》，也称《矢人盘》、《散氏鬲》，乾隆年间出土。盘腹有铭文十九行，满行十九字，计三百五十字。记述矢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契约，详载核定土田经界及盟誓经过，为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其笔划一改典型金文的横平竖垂、匀稳工正，代之以欹侧斜正、粗细不一；字形取方扁之形，而且右肩似乎稍向下垂，与其它作品的长方或近方、端正稳重的体势不同，在金文中可谓别构一格。习篆籀者多取以为范。这种风格出现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联系西周晚期的社会状况，不难发现，这种分化的趋势，应当是地域文化力量上升的必然反映。
《毛公鼎铭》、《虢季子白盘铭》、《散氏盘铭》与《大盂鼎铭》，在清代有“四大国宝”的美誉。此外的代表作品还有：夷王时《多友鼎铭》、宣王时《颂鼎铭》等。
总体看来，青铜器铭文的书写、铸造，不仅仅是为表达文字的内容，同时也反映了人们书写、铸造文字时的审美意识。例如笔划的圆转、方折、粗细、刚柔、曲直的变化，结构的安排，字、行的排列，以及均衡、对称、疏密等形式规律的运用，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当时书写者的匠心，艺术性比甲骨文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和丰富。
西周中、晚期的作品，在笔划、结构和章法上的处理，圆熟自如，能够充分利用工具和铸造方法的特长来发挥创造性，使文字的形式独具一种凝铸效果，端严肃穆、气息高浑，令人观之而有如入庙堂、如对至尊的敬畏感，然而却又有慈霭温婉、如沐春风的亲切感，通常认为，这应该是所谓“大篆”的特有气息。这种气息是非常可贵的，在后世书法家那里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成为后来者孜孜以求的一种境界。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作品，也因此被认为是西周金文的鼎盛之作，学习大篆的典范。
此外，还要加以说明的是，商和西周时代还有其它记录文字的载体，《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考古尚未发现这样的典册。不过，却有其他文字资料，如玉片朱书“束于丁”、陶片墨书“祀”字、《妇好墓石磬刻》等。由于考古所见有限，我们还不能对这些作品进行系统的分析，但应该指出，它们保存了商和西周文字的另一种面貌。
3、春秋、战国金文
公元前770年，犬戎陷镐京，杀幽王，西周灭亡；晋、郑等诸侯护送平王东迁，都于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史称“东周”，周王室由此衰落，中国历史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列国割据兼并的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伴随这一历史大变动，文字的应用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容庚说：“铭文的特征是文字图案化，装饰代替了书史性质”、“一般的共同趋势是简化”。不过，他的概括并不全面。
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这时期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地域风格的逐步增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是向小篆方向演变；二是在一些诸侯国里出现了文字装饰化的倾向。同时，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文字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为适应其需要，产生了明显的文字简化趋向，并进而导向了隶变。这两大变化，构成了春秋战国书法的基本发展线索。此外，在春秋早期，典型的西周大篆风格仍有所延续，构成春秋战国书法的第三条发展线索。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称作：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地域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小篆化和装饰化）、隶变。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主要存在于金文中，隶变主要发生在简牍书中，只有地域化是金文、简牍中共同存在的。
（1）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的延续
西周大篆风格的延伸主要存在于春秋时期。社会的变迁并不立即带来文字书写习惯的改变，因而，在许多诸侯国里，都存在与典型西周大篆风格相似的作品。如许国的《乔君钲铭》，陈国的《陈侯壶》、《陈侯簠》，鄀国的《上鄀公敄人簠》，黄国的《黄君簋》，邓国的《伯氏鼎》，薛国的《薛侯盘》，铸国的《铸公簠》、《铸叔簠》，纪国的《纪伯盨》，邿国的《邿遣簠》，鲁国的《鲁伯愈父簠》，等等，与西周晚期的《仲义父鼎》、《犀伯鱼父鼎》、《伯萀父鼎》、《伯吉父鼎》等，风格是非常接近的。它们完全可以说是西周晚期大篆风格的自然延伸。无论从欣赏还是学习的角度说，它们都是西周晚期风格的有效的补充。
（2）金文的地域化发展
西周晚期风格的延续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诸侯割据状况的越演越烈，地域特色越来越成为主导的趋向。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地区差异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将它划分为西土和东土两大系，西土系即秦国文字，东土系即六国古文。陈梦家则整理为五个系统：
东土系：齐、鲁、邾、莒、杞、铸、薛、滕；
西土系：秦、晋、虞、虢；
南土系：吴、越、徐、楚；
北土系：燕、魏；
中土系：宋、卫、陈、蔡、郑。
我们综合这两家的学说，可以归纳为三个系统，即：东土系、西土系和南土系。
综合来看，这一阶段的金文确实非常纷繁复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出其中有历史共同性的一条发展线索——这就是规范化。在三个系统中，西土一系，主要是这条道路；而东土、南土两系，也出现了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虽然三系之间的文字形体差异很大，但在这条道路上的作品，却在形式上体现出一定的共同点，这就是笔划的均匀化、结构的合理化。这是文字的应用特性所规定的，也是人们不断进行形式探索的结果。文字的规范化，是文字在应用中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对文字进行美化时的一种道路。不妨这么说，假使不是秦统一了中国，而是其它六国之一统一了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种形式上类似小篆的篆书字体，作为规范的文字体式。
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文字的应用性在这一时期还带来了另一种变化，这就是文字的俗化。裘锡圭先生说：“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的迅速发展。”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到青铜器铭文。前面所举各例之外，我们还发现了这类受到俗体字影响的作品，如河南泌阳官庄出土的《平安君鼎》盖铭、秦国的《大良造镦》、《高奴权》等铭文。
4、秦国《石鼓文》和《诅楚文》
石上刻字，在我国出现甚早，商和西周已有石刻文字资料保存至今，但数量小，形制简单，不具典型意义。真正的石刻文字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发达，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刻石成为可能。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足令后人称奇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
《石鼓文》，唐初发现于陕西凤翔三畤原，现藏故宫博物院。共十石，每石约一米高，其形如鼓，故通常称其“石鼓”，所刻文字为“石鼓文”。文为四言诗，述秦国国君游猎事。其刻制时代，尚无定论，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石鼓文》是大篆向小篆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资料。其字犹存大篆典型，但笔划趋于均匀，体势趋于方整，已有小篆风度。因系原石，历来受到宝爱，由唐至今，每视为国宝，咏赞极多。师法者或强调其大篆气息，求其高古，或取小篆之意参之，得其匀稳端重，左右逢源皆得如意。
《诅楚文》，战国中期以后秦石刻，内容为秦王祀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域，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原石早佚，传宋代先后发现：㈠嘉祐年间凤翔开元寺出土的《巫咸文》，宋徽宗时取归御府，共三百二十六字。㈡治平中发现的《大沈久湫文》，共三百一十八字。㈢蔡挺所得，后藏洛阳刘忱家的《亚驼文》，共三百二十五字。原石宋时亡佚，所传拓本都系翻刻。现存摹刻在《绛帖》和《汝帖》上的是前两种，已失原形，不过骨架犹存，可以看出与小篆的渊源。
5、春秋、战国简牍帛书墨迹
前已述及，殷商时代应该已有简册的存在，但由于材质的关系，在这些材料上书写的字迹，至今没有发现，商和西周的墨迹资料极少。但春秋战国之后，墨迹存留逐渐多了起来，主要书写在三类载体上：玉或石、丝织物和竹木简。
（1）《侯马盟书》和《温县盟书》
盟书是各诸侯国或卿大夫之间建立同盟时埋在地下或沉于河水之中的誓约记录。目前发现的有两份：1965年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和1979年河南温县出土的《温县盟书》。
（2）《楚帛书》
在丝织物“帛”、“缯”上书写文字，王国维认为：“至迟亦当在周季。”但目前发现的只有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楚帛书》，亦称《楚缯书》或《楚绢书》。年代“约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交”。
楚帛书的文字具有典型的楚地地方特色，起收笔锋运用的变化不大，笔划呈弧形而且倾斜，富有动感；字形多取扁势、侧势，有一种自然随意的效果。
（3）简牍书
简牍在晋以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它的出土，汉以来就时有所闻，但无一件保留至今。19世纪末以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简牍。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简牍，主要有两类：楚地简牍和秦地简牍。楚简牍主要有：曾侯乙墓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长沙楚简（1951、1953、1954年长沙出土）、信阳楚简（1957年出土）、江陵楚简（1965、1973、1978年江陵出土）、包山楚简（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等。
这些楚简与楚帛书接近，不以规范、工整为追求目标，而首先满足书写、制作时的便捷要求，因而用笔简捷、字形欹斜。楚简的应用性更突出，因而这些特点更强烈。如江陵望山简结构疏密调整甚巨，大开大合；《信阳楚简》结构错落，起笔时每有重顿，形如钉头，洒然自得；《长沙仰天湖楚简》用笔雄放；《包山楚简》则或沉着或灵秀。总体看来，既统一又有较大变化，显示了活泼的生机。
秦简牍目前发现的主要是青川木牍。1980年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第50号墓出土，计有2枚，时间约当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左右。
《青川木牍》只有一枚正面字迹清晰，其余皆残损过甚，不可识读。内容为更修田律、律令、修改封疆、修道治会、筑堤修桥、疏通河道等六事。文字学家认为其字体属古隶。篆书圆曲形笔划已渐渐被分解为直的笔划，体势平正并趋向隶书的扁势，波磔已有萌芽迹象。由此可见，在战国晚期，隶书字体已逐渐成形。
二、秦
秦朝（前２２１年～前２０６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嬴政自号“始皇帝”，国祚虽短，却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推广小篆，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文字的分化。秦同时还推行了隶书，使之逐步成熟。
１、小篆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秦小篆是战国秦文字的进一步整理、推行。它主要用于官方文诏、刻石、符印等。现在可见的秦小篆作品主要就是这三类。
（１）刻石
《史记》记始皇帝立国后四次出巡，刻石七处，分别是：《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会稽刻石》和《碣石刻石》，二世登基后，为证明其出于始皇，又在后面加刻二世诏。其中，原石保存至今的仅《瑯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前者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后者残存十字，在山东泰安岱庙。《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芝罘刻石》则只有后人摹本。通常认为秦刻石的书写者为李斯。秦刻石文字笔划整齐划一，转折方圆并用，有如曲铁，富有弹性；横、纵排布秩序井然，讲究对称、平行，因而结构均匀工稳，比例极为协调。虽然看似有些刻板，而实际上仍是生机盎然。
（２）虎符
虎符为调兵之符信，是国家重器，制作精美，有的甚至采用错金手法，现存有《阳陵虎符》、《新郪虎符》和《杜虎符》，至今字迹完好，是秦小篆的重要遗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３）度量诏
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颁其诏书于度量衡器上，其材质，有金属和陶两类，流传至今，数量甚多。
金属制品的成字方式主要是刻契，故笔划多直，转折多方，笔划排列往往不能均匀，结构时见倾侧欹斜，疏密开合变化甚多，字形大小亦不求一律，通篇处理随机应变，因字布势，故无论单字还是全局，均有质朴率真的特质，与严谨密致的刻石在风格上有巨大的差异，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陶制品的文字用印戳的方式制成，较好地保持了典型秦篆圆转畅达的特点。草率简捷，天真烂漫。这种风格面目，近来已日渐引起关注。
总的来看，秦小篆的应用比较广，面貌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作书者对它有良好的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秦篆并不因其严谨而导致僵化，相反却有着广阔的发挥空间。
２、秦隶
隶变开始于战国时代。文字学家认为，在秦推行小篆的同时，隶书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秦隶书遗存近年来不断有出土，提供了早期隶书的重要资料。大致有两类：简牍和瓦文陶文。
（１）简牍
主要是《云梦睡虎地秦简》。１９７５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墓葬１２座，时间是战国末年至秦。其中４号墓出土木牍２件，内容是家书；１１号墓出土竹简约１１５０件，内容主要是墓主“喜”的编年记等，最晚至公元前２１７年，距秦立国已经过了４年时间。其书写风格有较大的变化，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隶书的发展水平以及书写者的书写水平。从整体上看，介于篆隶之间，而隶书的因素已经非常突出。
（２）瓦文陶文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在陕西临潼始皇陵畔赵背户村出土埋葬刑徒时记录用的板瓦残片１８件；１９７７年在陕西凤翔县高庄出土８件有铭文的陶缶。这些文字，基本体势是小篆（主要是前者，近于诏版），但也有的（尤其是后者）与云梦秦隶相似，只是因为刻制的原故而看不出波磔。这可见隶书的应用，已经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文字的艺术处理上说，这些作品还比较幼稚，说明隶书正处于发展的阶段。
３、秦代书法家
从秦开始，书法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参加整理小篆的几位专家后来都被人们看作是重要的书家，特别是李斯。
李斯（?～前２０８年）,字通古，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荀子学生，后入秦为相。因为提出统一文字并领导推广小篆的事务，秦时重要小篆作品通常归于他的名下，小篆也被称作“斯篆”。
推行小篆的参加者赵高、胡毋敬，应当也是小篆书能手。
另外，史传长期认为程邈是隶书的创造者，虽然不足为据，但说他也是秦时的一个重要书家，也许是可以成立的。
２、碑额
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３、铜器铭文
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时期有些例外。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４、砖文和瓦当
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５、墨迹
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二、西汉隶书
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石刻和简牍帛书。
石刻存世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其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划无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后来评价，多据此认为它们是“体兼篆隶”。
简牍帛书有：湖南长沙马王堆１号墓《遣策》、３号墓《遣策》和帛书；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１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２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湖北江陵凤凰山８号、９号、１０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湖北光化县３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湖南长沙马王堆１、２、３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不过，综合来看，这种结论稍嫌乐观。
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县１１５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１４年）的木牍；江苏仪征胥浦１０１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而堪称代表的，当属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７３年～公元前４９年）时。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三、东汉隶书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１、碑刻
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１５６年）刻。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１５３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赵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１６９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清杨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史晨碑》点划含蓄圆润，结构修饬整密，风格相对朴厚。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１８５年），现存西安碑林。清张廷济评：“貌如罗绮婵娟，神实铜柯石干。”清杨守敬《平碑记》引孺初说：“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曹全碑》以横为主笔，点划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方圆并用，结构注重疏密对比，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如长袖舞筵、仙鹤远举，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东汉中平三年（公元１８６年）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此碑：“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此碑刻工较粗，但反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笔画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斩钉截铁，显得极为古朴刚强；结构时出别体，而或横或方，敦穆方严，饱满厚重，与《曹全》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
２、砖刻
东汉还有一类刻契文字，即砖刻，主要又是墓砖。大多是长方形，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制砖时间等，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有模印、干刻和湿刻三类。
目前发现的东汉砖刻比较重要的有：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和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
（１）洛阳、偃师刑徒墓砖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２年出土，后者发掘出５２２座刑徒墓，墓砖８２０馀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２２９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１０３年），终于延光四年（公元１２５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２）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一为１９７３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２３８块，画像砖３块，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１６４年）字样。一为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７７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１４０块、画像砖６块，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１７０年）纪年。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有隶书、草书和篆书，笔划运行自如，总体上比较率意。
３、简牍
东汉简牍近年发现渐多，从内容上看，有经籍、官方诏书、屯戍文书等。官方诏书和经籍书写工整、法度谨饬，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隶书。屯戍文书则自由随意、自然、率真、活泼生动。其中著名的有：
（１）甘肃《武威简牍》 １９５９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４６９件竹木简。１９７２年在武威县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９２件，其中木简７８件，木牍１４件。《武威简牍》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 （２）《甘谷汉简》 １９７１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１４１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１５８年）简。字体为成熟隶书。《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四、草书和行、楷书 １、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字体。草书分为章草、今草两种。有文献说张芝在东汉晚期将章草逐渐推进到今草，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明。许慎说“汉兴有草书”，指的是章草，是隶变过程中成熟的，带有隶书的波磔，又省减笔画、改变笔顺、增加牵丝映带，基本可以看作是隶书的草体。章草具有隶书的渊雅静穆与草书的灵动活泼，气息比较古朴高远，是极有审美价值的一种字体。
现存汉代的章草有三类作品：
第一类，简牍，代表性作品有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天汉三年十月牍》、《可次殄灭诸反国简》、《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简》、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误死马驹册》等。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的简约古朴，有的大开大合，有的优雅从容，都极具活力。
第二类，砖刻，代表作品为《急就奇觚砖》和《公羊传砖》等。此类则点划凝重，结体纵横奔突，大气磅礴。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第三类，刻帖，代表作品张芝《秋凉帖》。此类温文尔雅，矩度森严，一般认为经过了后人翻刻的改造。
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体，行书一般被认为是它的快写体。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母同胞，行书可能还早于楷书。它们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隶变时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凝聚成一种字体。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１５６年）陶瓶题字、熹平元年（公元１７２年）陶瓶题字、光和年陶瓶题字、永元四年陶瓶题字，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１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标志着楷书、行书作为字体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五、两汉书法家
两汉以来，社会对于书法的重视又超过了秦代，特别是汉末以后。《后汉书·宗室传》记载：“（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卫恒《四体书势》记载：“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又记曹操喜爱梁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这些情况，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富于审美价值，表明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欣赏、追求和研究书法的美，预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史书记载的汉代书法名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昇、梁鹄。
曹喜（生卒不详），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７０年～８３年）为秘书郎。能篆隶，尤长于篆书。
杜度（生卒不详），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７５年～８８年）时为齐相。擅长草书。卫恒《四体书势》说他“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文献记载，汉章帝特许他以草书来写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响。与崔瑗合称为“崔杜”。张怀瓘《书断》列其章草入“神品”。
崔瑗（公元７８年～１４３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济北相。擅长草书和小篆。《书断》说其书“点划之间，莫不调畅”，“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齐王僧虔《论书》说“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书迹有收入宋《淳化阁帖》中的《贤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风。
王次仲（生卒不详），关于他的情况，历史上说法很多，但都没有确实的依据。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学书于崔、杜，极为刻苦，《四体书势》说他“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最擅草书，后人誉为“草圣”。传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阁帖》中的《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等。其中只有《秋凉帖》较可靠。其弟张昶，字文舒，也擅长草书，与张芝相似，后人以为筋骨不及，而妍华继之，誉为“亚圣”。
蔡邕（公元１３２年～１９２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擅长篆、隶，创造“飞白书”。梁萧衍说他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张怀瓘《书断》说：“八分书则伯喈胜，出世独立，谁敢比肩。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篆隶绝世，中岁之迹，笔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穷其妙，动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经》的主持人，但是否亲自参加书写，则不得而知。后人曾附会《刘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于其手，皆未足徵信。
师宜官（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人，约生活在灵帝时期。擅长隶书，灵帝徵集天下工书者数百人于鸿都门，师宜官最优（《书断》）。后为袁术将。
刘德昇（生卒不详），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约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擅长行书，为锺繇、胡昭所师。
梁鹄（生卒不详），字孟皇，安定郡乌石县（今甘肃平涼西北）人，约生活在汉末至魏时。学书于师宜官，擅长隶书，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后奔刘表，曹操破荆州，招为军假司马。曹操认为其书胜于师宜官，宫殿题署，多命为之，又常以其书悬帐中欣赏，为书史佳话。
此外，在汉代一些名迹上，也保留了一些书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业已不可考，如《西狭颂》作者仇靖、《郙阁颂》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纪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这些书家也是应该被历史所记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