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传统的汉服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欢迎，研究汉服的人也越来越多。我国著名的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沈从文先生对古代服饰颇有研究，他面对唐代的绘画、壁画、雕塑等印刷品上人物的服饰打扮，能脱口讲出几十种妇女发髻的样式和名称，阐述自己对唐代人物服饰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根据服饰对一些古画的年代与作者提出独到的见解。
1957年春，北京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沈从文开始与北京工艺美术业亲密接触，研究古代服饰等业务活动，只要跟他打招呼，他是有约必到，有求必应。有人到他家中拜访求教，他不仅热情接待，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这样做，是为工艺美术“打杂”。
沈从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60年初，沈从文看到绢塑艺术家葛敬安和她的同伴创作的表现古代一位擅长弹奏小忽雷的美貌女子绢人《郑盈盈》。沈从文仔细端详后说，凡有历史考据的人物，应该认真按照她所生活的朝代的服饰、身份、性格等去设计服饰道具。他提出郑盈盈坐墩上的手绣是晚清时的纹样，而郑盈盈的故事发生在唐朝文宗皇帝时。绢塑艺人听了很受启发，按照沈从文的意见，又创作了一件绢人《郑盈盈》。
沈从文针对古代人物服饰提出的意见，引起了研究所设计人员的特别关注。因为在手工艺品创作的历史题材人物的服饰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唐冠宋履”现象。于是以唐代为切入点，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沈从文前来专题探讨，并对古代服饰的特征与演变，进行深入研究。
沈从文到北京市工美研究所资料室查阅与古代服饰有关的图书资料时，看到《唐代人物画》一书，借回仔细阅读。正如汪曾祺先生在为纪念沈从文先生古代服饰研究三十周年时撰文《抒情考古学》所说，“我曾经借阅过他（沈从文）的一本《中国陶瓷史》，他在这本书的天头、地脚、页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批注……沈先生看过的书，每一本都留下了他的笔迹。”《唐代人物画》是沈从文看过的书，书中同样留下了他的笔迹。
《唐代人物画》中沈从文手写的评注，主要是针对书中随文的或整幅或局部的人物画的服饰。全书共有61处评注文字，所有评注文字相加约为1500余字。
沈从文对《唐代人物画》的评语，从人物的头冠、发饰、衣衫、服饰、带履以至陪衬，将画幅上的人物形象与古代文献资料中的描写仔细对照考察后，用简略概括或可以说是提纲挈领式地写出一行行具有独到见解的点评。
从1965年至1966年初，沈从文多次建议北京绢人做一套表现上至战国，下至明清，包括每一个朝代男女老少、帝王将相，严格按照历史考据设计服装、鞋帽、发型、图案、色彩等的中国历代服饰的绢人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历史价值，可陈列于历史博物馆作为珍藏，以展现我们这个最早发明使用丝绸的民族，在衣着上多姿多彩的辉煌业绩，还可成为对下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唐代人物画》一书中收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沈从文评注：“‘头上金雀钗’曹植诗于此可证。发髻无簪西汉制，还画一漆奁上绘妇女可证，一般不得其解。”书中有“晋唐两代仕女画风俗的比较：唐阎立本‘列帝图卷’中的宫女姿态。”沈从文评注：“两者全不相干，‘女史箴图’发係西汉制作双环结，晋人已不使用，头上金雀钗也是汉制，晋人并不用。”“列帝图宫女亦齐梁式，非唐制。男侍同北朝漆纱笼冠，唐人绝不使用。男女衣均非唐制。”
在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对《女史箴图》分析后，认为“试以器物分析，时间应晚于顾恺之，或完成于陈隋间，但内中人物衣着发饰，则又多早于顾，部分或可早到西汉时。若仅从笔墨题识作分析判断，势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此外，“梳头宫女发式，于云髻峨峨后下垂一髾，在西汉墓壁画即经常出现过……后垂长发，将近末端结成双环。这种发式，唯楚俑和西汉彩俑为常见，东汉画迹中即已消失……除步摇外，另有首饰装点，应即曹植《美女篇》中提到‘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的金爵（即雀）钗。这种钗在《女史箴图》上曾反复出现，此外画迹中从未发现，也可作为本图实仿古拟古而成，非两晋制度所有的一个旁证。”
除了《女史箴图》，沈从文还评注了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他认为：“图中叫蛾子眉和白居易诗不相关。白诗所指应为纨扇仕女图，会乐图才见‘蛮鬟椎髻’！”将《簪花仕女图》与《列帝图》作比较后，沈从文评注：“和列帝图女侍毫无关系。女侍之弱骨求肌或秀骨亭匀，是南朝习惯，隋俑犹追求唐应仍未变。胖娃娃系盛唐才流行。”
在评注韩滉的《文苑图》时，沈从文认为：“如从冠带说，则为宋人笔。唐人穿乌皮六合鞾是定制。宋人才着練鞋，此均着鞋。”“唐人不用披髮童子。唐人幞头不用圆翅，唐幞头不是此式。”
沈从文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指出：“传世韩滉《文苑图》当亦成于宋人，因为圆领内有衬衣,唐代画迹少见。旧传张萱绘《唐后行从图》，幞头虽长脚，圆领衣内仍加衬衣外露,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就衣著分析，本画产生时代必较韩滉晚些，宜为五代十国时人作品……披髮童子与身前石头，均属宋式。画题韩滉笔，只是人云亦云而未就衣著器物作具体分析的结果。”
将沈从文评注的《唐代人物画》与之后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相互对照，其表述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对唐代人物画的画面人物服饰逐项分析，从人物的历史背景、社会习尚、服饰器用、花纹设色等方面，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从相关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与历代壁画等相互印证，做出判断，指出画幅年代值得商榷之处。
沈从文在评注《唐代人物画》时，语言直率，观点鲜明，言前人所未言。他曾直言：“我估计……几个鉴定字画专家‘权威’，在国内鉴定的所谓‘国宝’，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检查一下，可能还有上千种都是可以证明根本不是那回事。”有的机构“以前花了几百两黄金，收了幅乾隆题诗认为隋展子虔手迹，既经过鉴定，又精印出来，世界流传，写美术史的自然也一例奉若‘国宝’。其实若懂得点历代服饰冠巾衍变，马匹装备衍变，只从这占全画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怀疑，衣冠似晚唐，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再联系1972年10月19日沈从文写给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总工艺师的一封信中，对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直言：生产的粉彩花瓶“不仅加工技术太差，瓷胎质料也太劣”“又有八幅以北京景物为题材，以飞天作主题的掐丝珐琅，人的造型及敷色都不怎么好，人脸型特别不好。”“又几件似用红楼刺绣题材，人脸型也太不美观。”“以北京条件向遗产学习之便利，若尚不能在古为今用起带头作用，机会实在可惜。”在直接指出北京工美的不足之时，沈从文还提出了相应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观点鲜明，语言犀利，这是一个面对现实执着学者的态度。
沈从文对《唐代人物画》的评注，立论鲜明，见解独到，引据翔实。从评注所含信息中，可以读出沈从文的学研态度。他将自己对于唐代人物画服饰的见解留言在书册上，这是很珍贵的资料，从中窥见沈从文的学识足迹。他的评注对于研究唐代人物服饰，对于鉴定古代遗存至今的画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