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发展到晚清，呈现了多姿多彩的流派格局，从技法到理论已趋于完备、成熟。到了近现代，篆刻艺术进入了全盛时期，印家们已不再满足于流派的门户之见，而是从先秦印到明清流派之间融会贯通，锐意创新，形成个性突出，面目新颖而多元的局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篆刻家有吴昌硕、黄士陵、钱瘦铁、王禔、陈师曾、齐白石、赵泥古、邓散木、来楚生、陈巨来等。在这些名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吴昌硕、黄士陵、齐白石。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仓石、仓硕、苍石、昌石等，别号缶庐、苦铁、朴巢、老缶、大聋、酸寒尉、缶道人等。浙江安吉人。诗、书、画、印四绝，其艺术影响至今，是进入近现代崛起的第一位杰出的艺术家。
吴昌硕的篆刻得力于他的书法，而他的书画又受益于他的篆刻。他的篆刻初学浙派，其中钱松对他的影响最大。后习新皖派的邓石如、吴熙载，同时对赵之谦十分钦佩。他能广取各家之长，独辟蹊径。入印的篆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掺入石鼓文的字势、笔意及历代金石碑碣文字的造型特点，使结体开合挪让，圆中见方，无不体现出古意奇趣。章法受其画风影响，朱白对比，轻重疏密，以整体博大的气势，表现出独有的审美情趣。他的刀法喜用钝刀，中锋直入，冲刀兼披，凝炼含蓄，朴茂浑成，达到了厚重不滞板，精巧不浮华，把笔情刀趣表现得出神入化。
吴昌硕的印章形式同样十分丰富，先秦古玺和秦汉印的铸、凿、封泥和以他独有的石鼓文体式，均能表现得妙趣横生，不囿成法，标新立异。在印边的处理上，不拘古法，变化多端，时出新意，扩展了篆刻艺术形式美的寓意。到了晚年，吴昌硕的篆刻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见图3—27），被称作“吴派”。受他影响的代表印家有王个簃、沙孟海、诸乐三等。吴昌硕的影响不仅在海内，而且在日本风靡一时，被敬若神明。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一作穆甫、穆父，号倦叟，晚年别署黟山人、倦游窠主等。安徽黟县人。他在艺术上与吴昌硕一样，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多才艺术家。特别在篆刻上，独树一帜，堪称一代宗师。他的书法以魏楷、大篆见长，笔力犀利，神气溢然。所作花卉，浓墨重彩，别具一格。在黄士陵的经历中，曾涉足过摄影、西洋绘画，这对他的审美观和艺术视野的扩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黄士陵的篆刻，始学邓石如、吴让之，并涉猎浙派诸家，尤其赵之谦对他的影响最大。他曾得到过盛昱、王懿荣、吴大徵等名家的指点，又有机会博览了周、秦、汉很多金石文字、文物，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学识大进，因而才能融会各家，创出自己灿烂的篆刻新天地。
黄士陵的入印文字涉及面极广，而且能融会各种体式，成自家之法，较赵之谦更进一步。他的篆刻章法，粗看安详平和，细审却疏密对比，斜中取正，平中见奇，气度不凡，且格调高雅，书卷气扑面而来；用刀快口薄刃，疾冲畅达，光洁明净，神采奕奕，而且印面不作任何人为的斑驳。他曾在印跋中说：“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可见他的艺术主张与创作是完全一致的，同时与吴昌硕又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各取不同的审美道路，又同样登上了篆刻艺术的高峰，为篆刻艺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见图3—28）。
齐白石（1863—1957），原名纯芝，后改名璜，字渭清、濒生，号阿芝、白石、借山吟馆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为近现代杰出的诗、书、画、印艺术大师。齐白石的篆刻属大器晚成，他的风格形成经过较长的时间，到70岁左右才衰年变法，自成一家。
齐白石篆刻，早年受浙派影响，后改学赵之谦。同时吴昌硕、黄士陵对他都有过不少的影响。进而窥探先秦古玺、秦汉印和秦汉铭文及六朝碑版的文字造型，且兼融《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秦权量铭文，创造了平直纵横、简约雄强独特的入印文字。其章法别出心裁，朱白对比大起大落达到了极限；线条斜直呼应，敬侧相生，其手法常常出人预料，却又每印平稳，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刀法发展了赵之谦“丁文蔚”印的技法，大刀阔斧，迅疾畅达，霸悍之气溢于印面（见图 3—29）。
齐白石的创造性精神是无与伦比的。他曾说：“其篆刻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秦汉人有过人之处，全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其实他自身的创作实践就是如此。齐白石的篆刻艺术，在近现代确立了大师的地位，为中国篆刻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