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的稿酬
与西汉的扬雄严辞拒绝“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见《论衡·佚文》）的要求截然不同，魏晋之际的陈寿则主动推销自己的文章。据《晋书·陈寿传》记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如果这则记载属实，说明陈寿有着非常强烈的文章经济意识。因为他是先找销路后作文章，交换的目的非常明确，且抱着“优稿优酬”的原则。古时候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当时一升约合今天205毫升。千斛米堆在一起，体积为20.5立方米，数量可谓惊人。这笔买卖虽然最后没有做成，但从陈寿开价如此之高，胃口如此之大，不排除他在别人那里曾成功推销过自己的作品。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魏晋时期的陈寿堪称中国历史上主动明码标价卖文章的第一人。
晋代的张华，字茂先，“挺生聪慧之德，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晋武帝“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出，献而铸为砚也；赐麟角笔，以麟角为笔管，此辽西国所献；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拾遗记》卷9《晋时事》）。这是通过著述获得实物赏赐的例子。
文章之外，书法作品也可赚取报酬。例如，王羲之是我国东晋时期的著名书法家，有“书圣”之誉。他生性爱鹅，认为养鹅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从鹅的某些体态姿势上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据《晋书》记载：“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王羲之以一副《道德经》换得道士一群鹅，物物交换，各取所需。还有一次，王羲之“又尝在山见一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邪。’姥如其言，人竞买之。”（《晋书·王羲之传》）。王羲之为了帮助老姥，在其扇面上各题五字，百钱一把仍供不应求。用现在的话讲，王羲之用自己的艺术创作提高了扇子的附加值。
魏晋之际，由于碑文浮夸不实，且耗金甚多，官方开始禁止为人撰写碑铭。咸宁四年（278），晋武帝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宋书·礼二》）。义熙中，裴松之也曾上表力陈墓碑之弊，受到官方的重视。因此，传世魏晋文献中关于碑刻的记载非常罕见。
南北朝时的稿酬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由于晋代碑禁的影响，碑刻仍然不多。相比之下，北朝碑刻则日渐增多。北齐天统中，袁聿修出任信州刺史，颇有政声，“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余人请为立碑，敛缣布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敕许之。”（《北齐书·袁聿修传》）。这里李德林作文的收入当是稿酬已确凿无疑。惟其受请为文须报皇上恩准，又说明当时收受文酬尚未成大气候。
南朝关于书酬的记载见于《南史》。据《南史·王智深传》载：“又敕智深撰《宋纪》，召见芙蓉堂，赐衣服给宅。智深告贫于豫章王，王曰：‘须卿书成，当相论以禄。’”豫章王明确告诉王智深赶紧去撰写《宋纪》，等到书成之后就可以“禄”济贫。这里的“禄”自然就是写书的报酬了。南梁的周兴嗣编《千字文》，也得到了皇帝的恩赏。据《尚书故实》记载：“《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帝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又据《南史·丘巨源传》载：“元徽初，桂阳王休范在寻阳，以巨源有笔翰，遣船迎之，饷以钱物。巨源因齐高帝自启，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阳事起，使于中书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请。巨源望有封赏，既而不获，乃与尚书令袁粲书自陈，竟不被申。”丘巨源因有文才，在中书省撰“符檄”，本指望撰成之后能有封赏，结果却大失所望，上书“自陈”也无果。显然，这种依靠封赏的稿酬是没有实质保障的，全凭帝王心情一时的好坏而定。
（李明杰著《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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