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文章
似玉质朴、凝润精致
——刘阳先生印象
德厚
刘阳先生好玉，始自幼时。文革前北京祖父母家所用之器具随处可见。幼时的先生，最喜灯绳上绿色的坠子——拉一下灯就亮了。幼时的他觉得神奇而有趣。稍长，一夜间那些用具被“破四旧”都不见了，唯余一红木座钟，每天按时叮铛，提醒时日依旧，日子还是要过的。先生一直很悔，悔没能私藏些小玩意。上初三时，同班同学知先生喜爱书画与刻印章，某日中午送先生一方寸长满绿的章料，唤起了先生幼时喜爱的祖父母家的灯坠儿的记忆，只可惜印料虽好，却是太硬，刻不动的。从此先生一发不可收，几乎每周与同学去故宫、琉璃厂及王府井的工美大厦，端详那些老的、新的玉、翠、牙、木和瓷器，先生也想方设法弄了些北京特产的雕漆、景泰兰的笔洗，印盒做为常用，那时四大印章石（福建寿山、浙江昌化、青田、内蒙巴林）虽多、好料也不多见。
八十年代，先生上大学时，北京的许多画店画廊，就开始收购与代销先生的书画作品，先生有机会关注与把玩他喜欢的那些文玩。周围的熟人朋友，淘到好东西，总喜欢让先生过过眼。九十年代，北京的文玩开始复苏，除了一些正规的店，地摊随处可见，而且那时候假的、山寨的东西相对少。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玩、玉、翠开始如火如荼。之后先生结识了中国宝玉石协会副会长，栾秉璈先生（栾先生的著作一直是业内与大学的教材），栾先生看东西，从来不用放大镜与仪器，只要用手一把，便知料的产地、年代、工出何处，八九不离十。栾先生常说：玉虽是石头、但有五德，所以古人从祭祀、礼仪到执政，到日常起居，都玉不离身，所谓玉养人，不外乎对人教养、函养的补充：质朴、凝厚、温润，平和。好玉无华，热热闹的不是好玉。
这些年刘阳先生遍走西南北，除创作外，总会在各地的文玩市场转悠，或与各地的朋友品茶把玩。
文玩的材料、历史、民俗的特性，各个历史时期差别很大。春秋、汉唐、至明代以前的规制，多象征性、装饰性的简捷概括，清以后的皇家气派与平民化精雕细琢……
刘阳先生由此产生很多启发，文玩与绘画创作，有着相似的规律，从最初的用眼观察，用手把玩，到用心体会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出自《刨丁解牛》），也就是通过对物象物态、材质感观感性的认知，到思维理性规律的把握与再创造。文玩雕刻，大都受材料的形状、颜色、材质的制约，要“因地制宜”去粗取精，在固定的三维空间范围内，进行设计与雕刻，或山水、亭台楼阁、或人物、或花鸟动物，是“减法”。绘画也是如此，所不同是，绘画是在纸或布上完成的，虽没有象文玩那样过多的受材料的制约，但在纸或布的平面介质上，要将所看所表现的山水、人物、花鸟动物的物象及物象之外的形、色、肌理等规律，表现出来，就需要更多的通过画笔、造型、透视、光、色、肌理的综合表现，是“加法”。
中国的文玩，如同中国的绘画，都存在用线条具象造型的特质，与西方注重科学的结构、透视不同，多用“写意”的手法表现，也就是将物象结构，因设计的需要，而取舍夸张，透视则不会从一点（焦点透视）观察，而是多在上下、左右二维空间内“散点透视”，更多是排列。而处理前后（纵深三维），多采用遮挡法，或把主要物象前置法，所表现物象一目了然，并通过赋予文学化与民俗性，多取象征与祝愿的约定俗成含义，如大象与如意，是取“吉祥如意”；荷花与鱼，是取“连年有鱼”之意......。
如果说中国绘画自唐、五代至今，出现专门艺术学习与创作的机构，已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与研究性，那么中国的文玩，则大多出自民间艺人之手，更多的带有传承性、（师傅带徒弟）或因袭历代造型图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随意性的行业特点。题材手法，更贴近大众审美与趣味，文玩更多保留了古典与民间文化的特点——即注重工艺性的概念化，直观的造型与寓意，更多的保留了材料的材质特性。
几十年间，刘阳先生的花鸟、山水、人物、书法、篆刻作品，题材广泛，结构特点明显，繁简互用、浓淡相宜、气息浓郁，令人回味无穷。在强调创造与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提升中国画笔、墨、纸的特性，通过反复研究，不断深化水墨、造型的内涵，笔墨稚中带辣、造型点线面结合、色彩光影互融，有如精雕细琢玉般的质朴、润泽、概括与精致。
